从离开长安城的那一天起，苏宁就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，他所看到的天下不再是悲惨世界了，不再是贪官污吏横行的世界，苏宁一直很担心，在古代王朝中，无论皇帝多么铁心反腐，其成效始终是治标不治本，历史上杀官杀得最狠的皇帝是朱元璋，对付贪官的刑罚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发明不出来，可是大明朝的贪官绝迹了吗？
权力得不到制约，贪污腐败就难以杜绝，但是绝对的权力平衡是不可能的，所谓水至清则无鱼，贪污腐败如何能被赶尽杀绝？所谓民主制度只是将贪污腐败遏制在了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去监督公权力使用者，并且有权利罢免公权力使用者，可是那就能完全避免贪污腐败吗？以皇帝手握生杀大权之威尚且不能根除贪污腐败，无论多么铁血的帝王也做不到，甚至很多情况下，皇帝都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厉行反腐，会让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胁。
苏宁想过很多种办法，从扩大御史数量到修订法律，在这个时代所能做到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尝试过，力图做到最好，可是在李二陛下时代，依然发生了三大港口的贪腐事件，李二陛下大开杀戒，杀了近一千人，废掉了几百名官员的职位，轰轰烈烈的大航海行动几乎夭折，以贞观时代的朝廷政治清明程度尚且难以抑制大贪腐事件的发生，又谈何其他时代呢？
李二陛下在位的时候，有些话苏宁不敢说，李二陛下也绝对不会接受，但是从小就相识的李承乾却不一样，比起李二陛下在刀光剑影和阴谋诡计中的成长历练，李承乾接受的是正统教育，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苏宁很大的影响，在行为处事方面，较之于李二陛下，更倾向于使用温和谈判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以刀和剑去解决，这是李承乾的优势所在。
所以在李承乾即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每一次和李承乾奏对的时候，苏宁都会把自己的想法一点一点的灌输给李承乾，告诉他，自上而下的反复终究是治标不治本，皇帝个人的言行好恶只能起得了一时的作用，而起不了永远的作用，若要起永远的作用，首先就要以法律的形式把这些条文给确定下来，使之成为国法，其次，就要在手段和方式上下功夫。
昔年诸葛亮治理西蜀，第一步就是召集法正黄权等大臣一起制定了严苛的《蜀科》，有人说这样做是否太过严厉，容易伤害当时立足尚不稳定的刘备集团和蜀民之间的感情，但是诸葛亮说，乱世重宽容，弛世用重典，在和平年代，失去了战争的威胁，生产力提高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，温饱水平达到之后，自然就会追求更高水平的东西，贪污腐败和犯罪就会滋生。
这个时候如果不用严苛的法律把人们的行为规范住，那么民心就会败坏，道德就会沦丧，刘璋治理蜀地被人称之为暗弱，就是如此，外界虽然动乱，可是蜀地歌舞升平，整个蜀地就是贪污腐败的温床，蜀地经过刘焉刘璋父子数十年的治理，尚且在两三年之内就被刘备攻取，那么多人投降附敌，原因就在此。
但是苏宁对于诸葛亮的话做了引申解释，苏宁对李承乾说，我们的外部环境不够安稳，但是内部，神州本土已经相当安稳和平，经济发展很快，百姓生活越来越好，似乎已经到了使用重典的时候，但是千万那不要忘了，百姓是我们的根本，我们最担心的是百姓造反，而如果没有外部因素，很难想象百姓会主动造反，自古以来人们都说官逼民反，官不逼，人民生活有着落，为何要造反？
真正需要用重典的不是百姓，而是官员，我们制定的民法可以宽容，可以温和，多多采取黄老之术，与民休息，尽量不要去打扰普通百姓，而真正需要控制和对付的，就是各地官员和各地豪强，汉初因为使用黄老之术，在几十年里面为汉朝积累了强大的国力，为反击匈奴奠定了经济基础，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豪强横行，官府与之勾结，使得百姓不知有朝廷，不知有皇帝。
所以，我们需要对官员和豪强使用重典，以法家之术对之，对于平民百姓则使用温和的黄老之术，与民休息，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，交够了赋税，没有犯罪，那就可以了，让他们繁衍生息，多多生孩子，积累人力物力，藏富于民，等到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感念于朝廷恩德，自然会效命，至于原本就拥有大量财富和势力的豪强，则要抑制，不能使之鱼肉乡里，对于掌握大权的官府，则要监察，不能使之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，更要防备他们和豪强联合，只手遮天。
想要做到这些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难，我们对付商人很简单，不允许商人以及其子孙后代做官，一人经商，全家及三族之内亲属不得入仕，主要以学习法家之术的官员充当当地官员，充当市舶司的官员，严防商人腐败，但是对付地方豪强和官府腐败，却是很严重的问题，需要小心谨慎，一着不慎，官逼民反，我们是镇压，还是不镇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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